常態化防控階段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著力點

常態化防控階段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著力點

 當前,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常態化疫情防控及其之后的時期,在做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同時,如何快速從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影響中恢復,實現化危為機,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困難挑戰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內生發展動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改革的確定性應對、對沖不確定性,既是我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制度安排,也是鞏固和提升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恢復能力的重要路徑。

放寬市場限制和準入,恢復和激發市場活力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改善營商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成為我國優化政府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題中之義。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上,現代化政府治理體系的立足點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隨著疫情防控從非常態化防控向常態化防控轉變,非常態化條件下對市場經營活動附加的不必要限制措施和手段也應隨之調整或取消。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下,應調整措施、簡化手續,防止以防疫為名擅自增設行政許可和審批事項,促進全面復工復產、復市復業。

放寬經營場所限制,激發小微市場主體活力。在1.2億戶各類市場主體中,數量龐大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是市場主體的主力軍,是當前穩就業、保居民就業、?;久裆年P鍵。由于自身擁有小、散、弱等先天特征,小微市場主體面對疫情的沖擊容易陷入困境甚至被“沖垮”,迫切需要政府助企紓困政策的支持。為此,需放寬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登記經營場所限制,為保市場主體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取消或調整涉企經營許可和審批,激發企業經營活力。商事制度改革以來,我國登記市場主體數量快速增長,但企業在拿到營業執照后,要進入部分行業開展經營還需辦理相關的一個或多個許可證,隨之產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準入不準營”現象。這些涉企經營許可,正成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堵點”。應在涉企經營許可方面,推動更多事項取消審批,實行備案制或告知承諾制,從制度環境上加速促進企業經營活動,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不少行業和地區實施告知承諾制的試點經驗表明,基于行政機關對申請人的充分信任,申請人通過承諾的方式與行政機關達成契約,既提高了經營許可和審批效率,又推動了政府治理從“事前審批”為主向“事中事后監管”為主的有效轉變。

大幅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強力吸引和利用外資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龐大的市場、良好的投資和營商環境等都對外資具有長期看好的吸引力。面對國內外疫情沖擊,應在穩住外資存量基礎上,提高外資的流量和增量。在穩住存量方面,嚴格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進一步營造公平、公正、透明的營商環境,繼續提升我國營商環境世界排名。在提高外資增量方面,應大幅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吸引外資進一步流入。比如,加快出臺2020年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提升服務業、制造業、農業領域的開放水平。

強化公平監管,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秩序與活力是政府治理需要處理的一對重要關系。在政府對市場、社會治理過程中,維護秩序與釋放活力缺一不可,對應到放管服改革中,激發市場活力和實施公正監管缺一不可。簡政放權不等于一放了之的放任,進一步放寬準入,就需要跟上更加公平公正的監管,否則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市場逆淘汰亂象。放管服改革以來,重審批、輕監管的傳統行政管理方式正在轉變,放管結合的理念正深入人心,強化監管的自覺性和有效性有了顯著提升。與此同時,如何保障監管的公平性是政府監管體系優化的重要任務。

完善和推行“雙隨機、一公開”機制,以監管方式創新確保公平監管。監管規則公平是保障監管公平的前提。選擇性、隨意性監管和執法是困擾我國事中事后監管公平性的重要難題。隨機抽取監管人員和隨機抽取被監管對象、公開監管結果的“雙隨機、一公開”機制,有效破解了監管公平性和公正性難題。需進一步完善和推廣“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機制,發揮其在維護公平監管中的有效作用,做到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構建監管與服務并行機制、審批與監管協同機制,實現寓監督于服務之中,在監管活動中主動提供配套政務服務,同步提升監管和服務水平。構建細分化的隨機范圍抽選機制、盡職免責機制,提高監管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完善“雙隨機、一公開”監管與信用監管有效銜接機制,構建新型監管體制,提升監管能力。

推行大數據監管、智能化監管,以新技術的導入和運用確保公平監管。日新月異的新技術為實現公平監管提供了重要工具和載體,也重塑著政府監管行為,政府監管走向數字化、智能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一方面,應積極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為實現公平監管賦能助力。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和監管相結合后具有強大的搜素、分析和計算能力,能夠避免人盯人的傳統監管中人為因素的干擾,助力公平監管。積極推進“大數據+監管”“人工智能+監管”等新興監管模式。另一方面,需關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及其平臺應用中可能產生的監管問題,確保對新技術應用實施有效監管。大數據監管既要發揮大數據運用于監管的積極作用,也要加強對大數據應用的監管,二者不可偏廢。在制度建構上,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規則制度,防止出現規則制度“漏洞”和“空白”。

推進政務服務數字化,提升服務供給效率

從數字化發展的角度看,此次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客觀上為人類社會實現數字化轉型創造了重要的契機。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都更加重視適應并運用數字化技術工具。從社會公眾生活角度看,疫情期間的在線教育、在線購物等方式,推動了全民生活方式數字化轉型。從企業發展角度看,疫情防控期間,各行各業利用數字化工具實現了數字化生存和發展。從政府角度看,大數據工具助力和實現了政府科學防控疫情、精準施控疫情??傊?,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后,尋求數字化發展已成不可逆轉的重要趨勢,政府也不例外。為此,需善于化危為機,把握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契機,大力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尤其是在政務服務中,應乘勢而為、乘勢而上,加速推進數字化、智能化進程,提高服務供給效率。

積極推進更多政務服務網上辦理,推動疫情期間“云端政務”從應急走向常態。在疫情防控期間,許多地方和部門都選擇“云端政務”,推進政務服務事項網上辦理。相對于現場辦理,網上辦理既降低了人員聚集導致的疫情傳播風險,又方便了企業和居民辦事。推動更多政務服務事項網上辦理,是直接向社會公眾釋放改革紅利、增強社會改革獲得感的重要舉措。應堅持以公眾需求為導向,利用大數據梳理社會公眾高頻辦理事項,推動網上可辦或不見面審批,徹底打通政務服務企業和群眾的難點堵點痛點。堅持應上盡上、全程在線的原則,不斷明確和拓展網上辦理的范圍和空間,提升網上可辦率。建議采用清單管理的方式,清晰列舉和規范“哪些應上網辦理、哪些不應上網辦理”。拓展網上辦理事項。比如,對于常態化疫情防控中的惠企利民政策,要爭取直接網上可辦或自動享受,降低企業和公眾辦事負擔。加大對政務服務事項網上辦理的宣傳,利用網絡、微信、微博、自媒體等形式,讓網上辦理事項、可辦信息走進千家萬戶,擴大知曉率和受益面。

加快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為整體性、系統性推進政務服務數字化搭建總樞紐、總門戶。在多層級、多部門的科層制結構中,政務服務數字化的基礎是平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經驗表明,構建政務服務網是打通地區和部門信息系統,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的重要網絡平臺。目前,政務服務數字化建設提質增效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條塊信息缺乏有效共享。在全國層面,建設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有利于進一步推進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信息共享,打通數據和信息壁壘,為各地各部門加速推進放管服改革提供強大支撐。自2019年5月試運行以來,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已與32個省級政務服務平臺(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40余個國務院部門政務服務平臺對接,平臺總體框架初步形成。接下來,應進一步聚焦省級網上政務服務發展不平衡、法律規范尚需完善等問題,構建協同發展機制、法治化配套機制,整體性提升平臺的數字化政務服務能力。同時,以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建設為引領,構建省、市、縣、鄉、村互聯互通的政務服務一體化運行機制,系統性助推我國數字政府建設。

責任編輯:劉宇同校對:劉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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